普列姆昌德 《戈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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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丹》
《戈丹》（《献牛》或意译为《牺牲》）是普列姆昌德最优秀的一部长篇小说，写于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１９３６年出版。它广泛地反映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三次高潮以后的社会变迁，成了印度社会的一部史诗。
小说通过主要人物何利的一生，描绘了印度农民极端贫困的生活和不幸的遭遇。
何利一生中唯一的梦想，就是积一点钱买一头母牛。因为在印度教社会里，母牛不但可以生产牛奶，而且也是吉祥的象征和膜拜的对象。何利向邻村的牧人薄拉赊买了一头母牛，不料牛才到手，就被他弟弟希拉毒死了。警察想借机敲诈，提出要搜查希拉的家，具有宗法思想的何利遇事宁可自己吃亏，不愿伤害别人，只得说母牛不是希拉毒死的，并向高利贷者借债来贿赂巡官，才算了事，于是第一次买牛的美梦成了泡影。在向薄拉赊买母牛的过程中，何利的儿子戈巴尔爱上了薄拉的女儿裘妮娅，她是一个年轻的寡妇。后来，何利和妻子把寡妇收留在家里，村里长老会的“长老”们认为这是伤风败俗，他们开除了何利的教籍，又罚款一百卢比和二十满粮食。何利把地里一年劳动的收入全部缴作罚款，甚至把破房也抵押出去。尽管如此，何利没有放弃买牛的梦想，第二次他准备用卖甘蔗的钱来买牛。但高利贷者已与糖厂的资本家勾结在一起。付款时，扣除了何利的钱，结果希望又落空。不久，何利在高利贷的盘剥下，由一个佃农变成了雇工。为了缴清欠租，他甚至把二女儿变相卖给一个老头作妻子。为实现第三次买牛的梦想，何利好不容易积了二十安娜，但他却在地里干活时倒下了。按照印度教的习惯，临死前要行“戈丹”的仪式，请婆罗门祭司来“净化灵魂”，要买一头牛作为谢礼。于是何利生前的二十安娜也被祭司搜刮无遗。
何利是印度贫苦农民的典型，他善良、勤劳，一生受到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压榨，但到死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受苦的原因。他的生活信条是：“住在水里不能跟鳄鱼作对。”“别人的脚踩在自己身上，只得放聪明点，在那脚底板上抓抓痒。”因此，他常和地主莱易老爷来往，以为这样可以给他带来好处。他不知道正是莱易这些人面兽心的人，才造成了他的苦难。何利之所以没有觉悟，与他受到封建礼法和宗教迷信的束缚有关；他认为一切都是由上天安排的，所以他安贫知命，“走起路来总是低着头，对什么事情也能够容忍”。作者无限同情何利的遭遇，但又批判了他的逆来顺受的性格和不与人抗争的人生哲学。作者描绘印度普通农民的悲惨命运，目的在于尖锐地提出农民为什么越来越贫困这一社会问题，引起人们深思。
作品着力描写地主和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剥削，揭示出农民极端贫困的社会原因。作品中的莱易是３０年代印度最典型的地主形象，他以农民的保护人自居。但他内心十分狠毒，农民不缴租，就不准在久旱的雨后犁地。他采用封建的剥削，要农民服劳役，又不给农民饭吃。他还任意加租退佃，掌握着生杀大权。他还通过与银行家、英国殖民者的勾结，取得政治上的地位，以维护地主阶级的剥削。他是省议会的议员，后来又当上了内政部长。由于为英国主子效劳，在英国女王诞辰的那天，获得了“拉加”的封号。随着地主莱易地位的步步上升，农民何利却接连遇难受灾。小说中高利贷者金古里·辛，是城里一个资本雄厚的高利贷者的代理人，他用利滚利的手段，像毒蛇一样缠住了农民的手脚。同时作者还进一步揭示出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反动本质，提出“今天的世界是由银行家统治的。政府只是他们手里的玩物”，而高利贷者和地主，又是“归这个政府管”的。
普列姆昌德就是通过地主莱易等形象，深刻地指出，殖民主义者与农村封建势力的勾结是造成农民越来越贫困的社会根源。
小说还深刻地表现了印度劳动人民的不满情绪的增长，预示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不可避免。何利的妻子丹妮亚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印度贫苦妇女的形象，她大胆、泼辣，与何利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她敢于当面斥责政府巡警的敲诈勒索，敢于蔑视封建礼教收留寡妇，并对长老会的无理罚款提出强烈的抗议，她指出：“长老是魔鬼，道地的魔鬼，他们要把我们的田地都抢去自己受用。”她对地主的剥削越来越愤怒，她说：“无论怎样千方百计地节省，无论怎样勒紧肚皮，咬紧牙关，把每一个铜板积攒下来，临了还是要欠下租子无法交清。”她甚至对甘地主义标榜的自动投入监牢的反帝形式表示不满，认为“坐监牢是坐不出好政府来的”。她的不满都是从切身的感受中认识的，反映了被压迫农民的反抗情绪。作者还描写了农村青年利用“泼水节”表演歌舞的机会，尖锐地讽刺了高利贷者金古里·辛、宗教势力的代表者婆罗门达塔丁，以及地主及其走狗们，反映了被压迫人民愤怒的心声和要求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作者号召人民不要再忍受了，要起来向封建残余势力和殖民主义进行斗争。
《戈丹》是普列姆昌德３０多年创作的结晶，标志着他的现实主义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戈丹》以前的作品中，无论是著名话剧《斗争》或长篇小说《仁爱道院》、《工地》等，都曾提出过尖锐的社会问题，但在解决社会矛盾上，往往暴露出他的改良主义的幻想。这些都表明作者深受甘地主义的影响，也反映了印度民族解放斗争本身的弱点。在《戈丹》里，作者对甘地的“非暴力抵抗”，顺从地进监狱的思想，通过丹妮亚的口进行了批判；同时，作者已考虑到从社会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来解决社会矛盾。小说通过哲学教授梅达和女医生玛尔蒂小姐的议论，提出了“要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变革”。这个变革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普列姆昌德曾明确说过：“有个俄国，如今建立了新制度，那里的贵族和富人都受到了惩罚，穷人都过上了好日子。有朝一日，我们也会像俄国那样。”但在小说里，作者并没有指出天翻地覆变革的道路。从作者写这部小说时的思想状况看，他对达到理想社会的途径是不明确的。他认为要达到理想社会，“人们的品质”很重要，他说：“只要我们个人不能提高，任何社会制度也不会繁荣”，甚至会成为“更糟糕的独裁”。所以在《戈丹》里，作者赞扬了梅达教授等人言行一致、不为私利而为他人服务的品质，想以此作为人们效仿的榜样，为理想社会的到来奠定道德基础。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实际上是作者既向往合理的社会而又不知如何达到的思想矛盾的反映。
《戈丹》所反映的社会矛盾，比作者以前的作品更为广泛和深刻。小说主要写农村生活，但通过地主莱易在城里的活动，以及何利的儿子戈巴尔的进城做工，把农村和城市联系起来，揭示了城市与农村、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不仅扩大了生活的画面，而且也进一步暴露了农村的地主、高利贷者与殖民主义者、城市银行家、工厂主相互勾结、共同压榨劳动人民的罪恶勾当，揭示出印度殖民地制度的本质特征，增强了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
《戈丹》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比以前的作品更具有现实性、典型性。作者注重从实际生活出发来刻画人物性格。他说：“只要哪个人物不是以现实作基础，那它总似乎是模糊不定的。”所以作品主人公何利的性格真实而又丰富，既有善良、勤劳的品质，又有逆来顺受的弱点，使人感受到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印度贫苦农民的典型形象。作者在刻画反面典型的性格特征时，也同样是从生活出发的。如地主莱易的形象，就是极为复杂的，他伪善、狡诈而又狠毒；他曾为印度的独立而斗争，还坐过牢，因此更具有欺骗性。他见到农民，装出满脸笑容，喜欢讲一些口是心非的漂亮话，其实他是洋人的宠儿，农民的死敌。作者真实地概括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三次高潮之后地主阶级的本质特征。当时印度的地主阶级就是靠政治投机和欺骗，靠勾结殖民主义者来维护自己的剥削的。
在小说中，作者还特别着力于人物的心理分析。他认为“最优秀的小说是那种基于某种真实的心理描写的小说”。《戈丹》对农民的心理描写很出色，尤其是对何利几次买牛时内心活动的描写，更是细致、自然而真切。这与作者深入了解农民的心理特点是分不开的。因此，这部作品的人物形象不仅鲜明、生动，而且更富有现实的典型意义。
普列姆昌德曾说过：“作家对人民受奴役和极端贫穷的感受越强烈，那么他写出的作品也就越有力量。真理也就更多。”《戈丹》正是作者在对现实有深刻感受的基础上写成的，因此，它才成为３０年代印度社会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