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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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生平和早期创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１８２１—１８８１）可以说是１９世纪下半叶俄国最富天才、最有个性，同时也最有争议的一位作家。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性的变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他的性格，这在他的作品中有着充分的反映：一种对生活近乎绝望的批判态度，对人世罪恶的直捣根底的探究、对人性的犀利、无情的解剖，以及软弱无力地寻求宗教的解脱，几乎是以痉挛的形式出现在作家的作品中，构成了作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气质；在艺术上，他对现实作精细描绘的同时，却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人的主观感觉上，不仅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处，甚至进入了深层意识的层次，而后来被评论界称作为“复调结构”的小说样式，更使叙事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探索境界。
１８２１年１１月１１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莫斯科一个普通医官的家庭。他父亲后来取得了贵族身份，自己置有两块不大的田庄，思想也偏于保守。当时来往于家中的多为平民中人。田庄的生活使他得以对俄国的农民有所了解，而家庭所处的市民环境又使他真正接触了１９世纪俄国的平民生活。在莫斯科一所寄宿中学读书的时候，一位带有启蒙思想倾向的教师引导他接触了当时俄国和西欧作家的文学作品，这一点对作家后来的生活道路有极大的影响。１８３８年，他听从父命，进了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经过五年学习，毕业后进了工程局绘图处，但仅工作了一年他就决定辞职去从事文学创作。彼得堡的生活，使他了解了俄国社会的许多方面。这一时期他阅读了大量本国的和外国的文学作品，他徜徉于同代人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以及别林斯基的作品之中，同时涉猎从莎士比亚到西欧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经过从本国到西欧、从古代到近代、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文学探索历程，他决心要研究“人和生活”——这个需要用“一辈子”去解开的“谜”。１８４４年他翻译的巴尔扎克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出版。这是最初的文学尝试。
４０年代的俄国正是果戈理倡导的“自然派”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在俄国文坛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１８４５年完成的处女作中篇书信体小说《穷人》引起了文学界的注意。小说主人公杰弗什金使当年在普希金短篇小说《驿站长》里最早出现的“小人物”主题又有了新的发展。
杰弗什金是彼得堡一名从事抄写工作的小公务员，生活安分处事谨慎。他深爱着一个身世不幸、几乎堕落风尘的姑娘瓦莲卡。两个小人物都处在社会的底层，他们同病相怜，却难以改变自身的命运。杰弗什金出于善良的本性，觉得爱她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她。他竭尽全力要使瓦莲卡得到幸福，但又怕人言可畏，因而处处矜持，不敢和她亲近，只借着礼拜天作弥撒时才一睹芳容，聊慰苦恋，甚至只求她撩开房里的窗帘，以便从外面瞥她一眼。他自奉甚俭，但为了维持体面，也和别人一样喝茶、穿外套和皮靴。为了接济瓦莲卡，他甚至愿意牺牲最起码的体面，卖掉礼服。他地位卑下，因此十分重视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但意识里觉得自己“也有一颗与别人一样的心”，抄写工作只说明“我的一块面包是我自己的，是靠劳力换来的”。他认为街上豪华马车里的贵妇人绝不比他的恋人瓦莲卡强，因为只有自食其力的人才是高尚的。他深感生活的不公正、不合理，但既不能改变自己，又无力去抗争。他秉性软弱，稍受打击，就失去自信。惟余对生活的怨艾。小说用书信体写成，在信里主人公杰弗什金在吐露内心的同时，也述说了他周围的“穷人”们，如大学生伯克劳斯基，小公务员高尔希科夫一家的痛苦境遇等等，通过女主人公的身世，还刻划了像地主贝科夫，老鸨菲陀罗芙娜这样代表社会罪恶的一方。作品中“小人物”的视角使小说在人物心理和生活真实两个层面上有着十分深入的开拓。小说的结尾是悲剧性的，瓦莲卡最后还是答应嫁给地主贝科夫，一个曾经毁灭她青春的恶棍，因为她不愿让杰弗什金一生受牵累。面对失去了心爱恋人的冰冷的世界，主人公只能对天哀号。
１８４６年１月，小说发表在当时由涅克拉索夫主编的《彼得堡文集》上，包括别林斯基在内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们对这部作品都有极高的评价。涅克拉索夫认为是“新的果戈理出现了”。可见他们认为这是俄国“自然派”，也即批判写实的表现，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意义并不止于此。因为在人们普遍关注陀氏作品中社会意义的时候，作家本人心里却已经开始了他对“人”的进一步的探索。“人是一个谜。”作家看到了人性的复杂。
紧接着《穷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１８４６年发表了中篇小说《双重人格——高略德金先生的奇遇》。写一个彼得堡小公务员高略德金的内心世界。主人公性格懦弱，胆小怕事。这是一个对自己生活的每一步都唯恐出事的庸人。他因为曾经失业而潦倒，所以极怕再堕入这样的境地。虽然他也想借攀附或奉承的手段在生活里取得一点好处，却又缺乏厚颜无耻的品格。就在他万分困惑，无所适从的时候，在他心里幻现出一个性格迥异、面貌相同的小高略德金，这是与主人公性格相反的一个版本：一个极富侵略性的、充满野心、思想卑劣、巧取豪夺的家伙，在生活中无所不用其极，也就是一种“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极端个性。主人公对于小高略德金这个人物是既害怕又向往，一方面觉得此种品性不可取，非道德，而意识的深处又觉得这正是他性格里缺少的东西，心向往之。就在这种困惑矛盾的心态里，高略德金找不到出路，最后导致疯狂。
这部作品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形成的艺术风格：探索心灵奥秘。他精雕细刻人物内在本性和精神状态的矛盾变化，而把性格形成的社会环境置于次要的地位。浓重的幻觉想象和对病态心理和性格分裂的描绘，显示了作家有着侧重主观表现的艺术能力。“双重人格”的主题，在陀氏后来的创作中，特别是几部长篇小说中，是一个反反复复出现的旋律。但这部作品在当时并不能为评论界和读者接受，招来了包括别林斯基在内的批评。特别是书中幻想性的、有荒诞意味的部分更少为人理解。
但４０年代是陀氏创作生涯中一个重要阶段。因为作家后来创作的一系列重大的主题，如“小人物”、“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双重人格”以及“幻想家”等主题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都已成形，后来的创作往往是这些主题的进一步深化。４０年代后期，俄国社会令人窒息的空气使一部分青年沦为无所作为的“幻想家”，他在中篇小说《女房东》（１８４７）、《白夜》（１８４８）、《脆弱的心》（１８４８）等作品中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一主题。中篇《白夜》写内心纯真的人物和自我牺牲的爱情，充满了动人的诗意和明邃的风格。
１８４７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等人在文学观念上发生分歧，他认为文学不应该局限于具体的社会使命，陀氏更看重的是文学的“想象”和“幻想”，即他后来所说的“幻想的现实主义”。也许陀氏和别林斯基之间主要是文学观念上的分歧，因为与此同时，他还信奉着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傅立叶的思想。他参加了当时俄国著名的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活动，并且是积极的成员之一。１８４９年沙皇政府逮捕了该小组成员，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曾在小组上朗读过别林斯基那封有名的反农奴制度的信——《致果戈理》，以及其他所谓的“罪名”，被剥夺贵族身份，并被判处死刑。只是在临刑前由沙皇尼古拉一世下旨改处苦役流放及期满后当兵。
二、　《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其他小说先后９年的苦役和军营生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一段经历一方面丰富了作家的生活知识，使他得以积累大量的文学素材，对社会的观察和对人生的思考更趋深刻，富于哲理，但另一方面，流放生活使他远离俄国社会生活中心，苦役犯生活，再加上癫痫病发作日趋频繁，造成精神上的抑郁，使他思想中固有的消极面有了发展。１８５９年他返回彼得堡，重又开始写作。发表中篇小说《舅舅的梦》（１８５９）、《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１８５９）、长篇小说《被欺凌与被侮辱的》（１８６１）、《死屋手记》（１８６１—１８６２），游历欧洲后写的散文作品《冬天记的夏天印象》（１８６３）、中篇《地下室手记》（１８６４）和１８６６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罪与罚》、《赌徒》及《白痴》（１８６８）等。６０年代可以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形成的时期。这不仅反映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同样也在他一系列的论文中得到反映，如：《波夫先生和艺术问题》（１８６１）、《两个理论家阵营》（１８６２）。前一篇文章几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艺术宣言。表面上看这是与革命民主主义者杜勃罗留波夫关于文艺本质的一次论争，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借此阐述了自己的艺术主张。他认为杜勃罗留波夫要求艺术必须有进步思想内容的主张是美学上的“功利主义”，艺术应该有“灵感的自由”，但他对于当时文坛上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也进行了批评。在后一篇文章中他公开表示了自己与革命民主主义者不同的政治主张。提出“根基论”，这是和当时俄国斯拉夫主义相类似的主张，即知识分子不该脱离人民的“根基”，而应该从这个“根基”里去吸收滋养，要从人民的“根基”中去汲取道德的理想。而人民自古以来是信仰基督和沙皇的，所以解决俄国的社会对立，不能像西欧那样采用斗争和革命的方式，而应是贵族和人民的和解。这种思想后来一直影响着他的创作。这种思想在６０年代早期几部作品如《舅舅的梦》、《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被欺凌与被损害的》中，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体现。《被欺凌与被损害的》中的女性人物娜塔莎、涅莉身上就可以见出某种基督受难的影子，真实揭示苦难现实与从苦难中体验幸福，以苦难净化一切的幻想在他的作品里开始显示出一种含混的结合。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作者以亲身经历为基础写成的长篇《死屋手记》。这是一部见闻录式的作品，假托犯杀妻罪的贵族流放犯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戈里杨契科夫的口吻，述说了在狱中十年的见闻。由于作品采用笔记的形式，不受结构的限制，走笔恣肆淋漓，指涉左右逢源。无论是抨击沙皇牢狱制度、揭示狱吏的惨无人道，还是探讨社会犯罪根源、挖掘人性的奥秘，在冷冷的叙述中都能制造一种出乎意表的惊讶和震动。“死屋”内关押着２５０个囚犯，每个人都有人性的善与恶，有入狱的缘由，但狱中的酷吏却滥用他能对另一个人施以肉体惩罚的权力，创造出种种惨无人道的用刑方法，折磨犯人。这是某种专权造成的社会绝症，是社会的毒瘤。而犯人是各式各样的，许多人都是不公正的社会生活的牺牲品，而从本性来说，他们本可能是一个杰出的个性。“在这座墙壁内白白地葬送了多少青春，白白地丧失了多少伟大的力量！应该把一切全都说出来：这些人非同寻常。他们也许是我们民族中间最有天才的、最坚强的。但是强大的力量白白地牺牲了，不正常、不合规律、无可挽回地牺牲了……”小说也写了人性中极端的恶。逃兵卡津把虐杀儿童作为一种乐趣，是一种野蛮的兽性，只是一只“像人一般大的蜘蛛”。这样的人物还有因为告密入狱的贵族青年Ａ，这是一个已经完全丧失了人的精神品质的肉欲主义者，一具行尸走肉，只贪恋着无可抑止的肉体的快乐，他本身也只是“一块肉”而已，灵与肉的主题在这里被作了形而上的表现。狱吏热列比亚特尼科夫则更是变态的残虐狂，人性“恶”的化身。把“恶”作为人性中固有的方面，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产生的一种观念，囚犯生活种种可怕的状况，耳闻目睹的腐化堕落行径，使他对人性中的“恶”有了肯定的看法：“刽子手的特性存在于每个现代人的胚胎之中，然而人的兽性的发展程度是不同的。如果一个人的兽在其发展过程中胜过了他的其他特性，这个人自然就会变成一个可怕的怪物。”这种观念的变更，使他的作品中出现了“恶”的“强者”。这类人物在此前的作品中也已经出现，如《被欺凌与被损害的》中的瓦尔科夫斯基，此后就更以一种新的力度出现了。将人心里的罪恶毫不留情地揭示在读者的面前至于残酷的程度，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大特色。以至有人称他为“残酷的天才”，这里有着作者独特的生活背景。在这部作品里陀氏已经提出了“强者”和“弱者”的论题。但还没有在这个论题中注入社会背景和道德伦理的涵义。在后来的作品中作家就有了更明确的表述。作品出版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俄国革命的先驱赫尔岑说作者“以带着镣铐的手为自己的难友画像，竟然将西伯利亚一座牢狱的风尚习俗，创作成米开朗琪罗式的壁画。”屠格涅夫把这部作品比作但丁《神曲》的《地狱篇》。这样的称誉，如果从作品揭示人性的深度来说是并不过分的。１８６４年陀氏发表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通常文学史家把这部小说称作“社会哲理小说”。作品用第一人称写成，独白式的小说在更大程度上像是一部心理分析小说。作品的第一部分《地下室》纯粹由主人公的议论构成，第二部分《漫话潮雪》则补叙了主人公的几段经历。一个彼得堡的小文官，退休后蛰居在自己的地下室里。一种因强烈的自卑而产生的力图维持体面和自尊的欲望左右着他的行动，放在社会的背景里这当然是又一种小人物遭际的共性的体现。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在生活中却处处碰壁，最后还是缩回自己的地下室小天地里。但从人性的角度看，这是一般人性与社会环境的碰撞，至少作者十分清晰地表明了某种类型的人的意识，显示了一种“人的生存状态”。作家探索过“向往美和崇高”的“幻想家”主题，这时看到的却是内心极端痛苦和充满屈辱的、双重人格的“地下人”的主题——经受苦难、自我折磨、看清了美好的事物而不可得，终于丧失了对一般准则的信仰，以至认为再不存在任何神圣的原则。这部作品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描写人的思想、人的意识的特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正获得欧洲乃至世界的声誉，是从他１８６６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罪与罚》开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的许多特点，在这部小说里找到了综合。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最基本的素材来自当时《时代》杂志长篇连载的关于一个法国青年拉谢尼耶夫的犯罪材料，此人因杀害了一个老年妇女而入狱。作者从这一个简单的情节敷陈出一部关于“犯罪行为的心理报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往往借某个简单的时事材料，依靠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对人性的敏锐剖析，凸现生活内在的本质及其深刻非凡的哲理含义。作为小说的基本要素的情节，在陀氏的作品里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小说写了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前后的思考、理性推论的动因和社会现实的背景，也写了犯罪之后的内心惶遽与道德负疚心理，以及主人公最后选择的带有宗教色彩的结局。首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小说很有色彩的场景，完美的写实艺术描绘了１９世纪中叶俄国社会的可怕景象。表面繁荣的京城彼得堡其实是藏垢纳污、暗无天日：街道上受尽欺凌的妓女、小酒馆里借酒消愁的失业小公务员、污浊的河水里投河自尽的女工在挣扎、生活无着的疯女人带着孩子在沿街求乞……。故事里两条线索：马尔美拉多夫一家的悲惨遭遇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凶杀案件。这本来是作者计划中两部长篇小说的素材，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将它们合二而一，成了交织在一起的一个社会心理故事。在社会层面上，作者写了彼得堡生活的阴暗，社会的不公平在这里达到了极致。马尔美拉多夫一家是社会底层人们悲惨命运的写照，马尔美拉多夫本是一个小公务员，秉性善良却缺乏在险恶人世生存的能力，被辞退后无力养家，只能眼看女儿索菲娅身陷火坑。他沉沦在小酒馆里，终至横死街头。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嫁给马尔美拉多夫之后曾有过憧憬，但很快便堕入社会底层，悲惨地结束了生命。拉斯科尔尼科夫一家是另一种情况，他们在困顿中竭力想保持原有的体面，结果是陷入更惨的境地。这是“从小康堕入困顿”的人们活生生的写照。与他们相对照的是像卢仁这样的表面上并不逾越社会规范却在进行巧取豪夺的奸诈之徒和无视任何社会权威，肆意作恶的斯维德里加伊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里对人性的探索关系着当时尚未完全流行的社会思潮。一是关于“超人哲学”和“权力真理”等论题的探讨，再就是对人的行为中“潜意识”的考察。陀氏并不是一个好的哲学家，但他通过艺术形象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是十分独特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有一种模糊的理论，似乎世界上的人可以分成两大类：“平凡的人”和“不凡的人”。平凡的人是一种仅为繁殖同类的材料，他们大抵都是天生保守、循规蹈矩、活着必须服从而且乐意听命于人。这芸芸众生只能任人宰割，只是充当“不凡的人”的“工具”。而另一类是“不凡的人”，这是一批不受一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约束的人。他们都犯法，都是破坏者，或者想要破坏，为着美好的未来而破坏现状。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甚至有必要踏过尸体和血泊……，只要流血对他们有利。所以这些人都是非常可怕的刽子手，但却是伟大的。这类人也许在一千人、一万人、甚至几百万人中才会出现一个，拿破仑可以在巴黎进行大屠杀，可以弃驻扎在埃及的一支军队于不顾，或者因为侵略俄国而使五十万人生灵涂炭。这类“不凡的人”可以使千千万万人毁灭，人们却认为这是为人类造福。这种超人和庸人的理论，使拉斯柯尔尼科夫对社会道德和正义，得出了与常人完全不同的结论。他通过“理性”思考，确认社会机体里有一些成分是有害的，例如放高利贷者，因为他们只是社会机体上的寄生虫，因此消灭它绝非罪恶，而是为社会造福。为了实践这一理论，他决定去杀死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寥娜，证明自己正是一个“不凡的人”。这种思考，已是“超人哲学”的表述，不过从小说情节的发展看，这是一种否定的表述，尽管带着一定程度的宗教色彩。与上述相关的是另一个问题，即“权力”，或者说“权力真理”的问题。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生活中看到的现象是，在人群中“谁智力强、精神旺、谁就是他们的统治者。谁胆大妄为，谁就被认为是对的，谁对许多事情抱蔑视态度，谁就是立法者，谁比所有的人更胆大妄为，谁就比所有的人更正确”。所以一个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就超越了社会一般行为准则和是非标准。在权力的层面上，并不存在通常的道德或人性标准。“目的”赋于“行为”超越一切的品格。“立法者们和人类社会的建立者们，从远古的时代起，到后来的莱喀古士（斯巴达的立法者）、梭伦（古希腊的立法者）、穆罕默德和拿破仑等，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罪犯，唯一的原因是由于他们都制定了新的法律，从而破坏了被社会公认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从祖先传下来的古代法律。”这两个问题与其说是作者作为一种哲学观念提出来，还不如说它是对社会不公平的一种抗议，是对社会中“弱肉强食”现象的艺术描绘。这是十分有力的笔触，因为它涉及了社会犯罪的一些根源。只是作家并没有找到能解决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办法，最后只能求助于宗教赎罪思想。但也正因此，后来的小说理论家巴赫金在他的小说里发现了所谓“复调现象”。作家没有能在小说里解决他揭示的问题，或者说他连提出一个稍稍合理的办法也做不到，于是在小说里产生的一种很特别的现象。似乎书中的人物都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处世的态度，但始终叫人说不清正确的结论在哪里。因为过去的作家至少都要有一种很肯定的观点来演绎故事，这也就是巴赫金称之为“单调”的样式，作家是一个总导演，他安排所有人物的活动，设计情节的结局，作家的观念左右着作品故事的进程，直到结局。但是陀氏的小说却叫人掩卷而思，有时甚至莫衷一是，作家提供了多种声音，多种音调，使得小说艺术具备了一种新的品格。在《罪与罚》里，几乎所有的重要主人公都有他自己的声音，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哲学”，女主人公索菲娅的“东正教观念”，预审员波尔菲里的“生活求实和法律的观念”，卢仁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同样极端的“边沁主义”以及地主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的无耻哲学等等……。在小说里如果从说话人的角度来考察他们的议论，几乎每一种声音都是振振有词的。显得好像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中，而互相之间并不发生融合。每一个人物都成了直抒己见的主体，作品主人公的意识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他人意识”的东西。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种小说结构样式。巴赫金认为陀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复调型的艺术思维”。虽然对于这种“复调”的说法，并没有能在文学批评界得到普遍的公认。但２０世纪以来，陀氏小说里这种品格却越来越被人注意到。《罪与罚》的情节是紧密关联着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哲学”开展的。虽然作品里有着大量的社会画面的描写，但小说更偏重于思想的主题。所以小说里更值得注意的是人物心理的刻划。作品里有许多章节都有关于心理、意识，甚至是“潜意识”的描绘。陀氏曾说自己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而且善于“刻划人的心灵最深处的奥秘”。作品中像描写拉斯柯尔尼科夫预谋犯罪里的心理意识、他与预审员波尔菲里会面的场面，以及许多与斯维特里加依洛夫有关的场面，包括他在自杀之前的梦境和幻觉，都有很出色的意识心理的描写和刻划，主人公许多思考把内心的变幻都呈现出来了。不仅如此，作家还设计了不少梦境和幻觉的场面来衬托潜在意识的过程，全书开头处拉斯柯尔尼科夫做的那个恶梦就是一个例子，他梦见了他的童年，和父亲一起看一群醉汉活活将一头老马作践至死，作家在小说里写了这一场折磨的全过程，闪现着种种后来要发生的事的兆头，他不仅感到即将发生的一个血淋淋的事实，还感到了心头的重压。醒来后却又正好在街上遇见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的异母妹妹丽扎韦塔，知道她次日晚七点不会在家。于是决定行动。书中写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自杀之前的梦境和幻觉，把这个性格十分矛盾的人物的内心写得很出色，实际是他对一生罪恶引起的思考，并且透彻地表明了他内心的极端空虚。这部小说给作家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尽管他后来的几部小说也许再有些方面更为深入，但无疑这是最能代表作家思想特点和艺术风格的一部杰作。在《罪与罚》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嗣后的十多年里，发表了他另外三部重要的长篇小说《白痴》（１８６８）、《群魔》（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和《卡拉马卓夫兄弟》（１８７９—１８８０）。并从１８８３年开始发表《作家日记》直到他逝世。此书名为日记，但体例不一，主要是与当时现实有关的政论、文学评论和回忆录记事，但也有一部分中短篇小说。《作家日记》对研究作家本人和当时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白痴》是一部十分有色彩的长篇小说。在情节的层次上它围绕着女主人公娜斯塔西娅·费利波夫娜演绎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悲剧故事。在社会的层次上它揭示了以没落贵族托茨基为首的一批利欲薰心之徒的众生相。而书中梅思金公爵，即“白痴”的形象是作家心目中的正面人物，这个来自瑞士阿尔卑斯山的“自然人”，没有沾染当时上流社会的种种恶习，但他的“普遍爱心”，本意在帮助他周围不幸的人，结果却是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幸的结局。女主人公娜斯塔西娅自小受托茨基收养，长成后成了他的情妇，生活的经历让她既感到对这一批伪君子的憎恨，但又深深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堕落的深渊，对自己抱着一种“自虐”的心理。于是在小说里就出现了她不愿接受梅思金公爵的帮助，宁肯随大商人罗果静而去。小说的高潮是她手焚十万卢布嘲弄这一群人的场面。娜斯塔西娅的高傲性格，她对腐败的上流社会的强烈仇恨，以及她宁愿以毁灭自己为代价来无情揭露一个个卑劣的灵魂的做法，都使小说有了非同凡响的品格。她随着罗果静而去，这是象征了走向死亡，拒绝了“新生”。在小说的结尾，娜斯塔西娅已经被罗果静杀害，这是女主人公最终完成了她悲剧的一生。“美”在罪恶中毁灭了，梅思金公爵终于也没有能为这个世界做什么。他再次回到瑞士去养病。７０年代发表的长篇小说《群魔》从它出版伊始就引起争论，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争论依然不息。这部作品一直被视作带有某种异端思想的倾向。当然，作品对于沙皇政府的官僚、贵族以及当时的自由主义者等人物的本质揭示，也都是非常有力的。小说中主人公之一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也是作家笔下如斯维德里加依洛夫那样的有着两重性格的大恶人，但最后也以自杀为结局。评论界一般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看作是作家最成熟的作品。它几乎将作家曾经开拓过的所有主题，诸如“幻想家”、“两重人格”、“被侮辱与被欺凌的”、“超人”、“强权”、“偶合家庭”，以至东正教的“赎罪观念”都作了一番探索。小说把社会现实生活的揭示、人物类型的刻划和人类命运的思考等一系列问题结合在一起，探讨了政治、哲学、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卡拉马佐夫一家是一个典型的“偶合家庭”，父亲费奥道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是俄罗斯一种病态而又恶毒的灵魂的代表，出身贫贱，年轻时经常充当食客，养成一种小丑的性格，但后来竟积聚了十余万卢布的家财，做起放高利贷的勾当。这些都在他的身上留下了烙印，成了某种恶的典型。他两次结婚都出于谋求财产和满足私欲，丧妻后益发无拘无束，全不管孩子的教养，好色淫虐，无恶不作。他奸淫了精神失常的女孩子丽莎，后来生下了一个私生子，被仆人收养，长大后成了他的厨师，名叫斯麦尔佳柯夫。为父不仁的结果是儿子们都鄙视他。长子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是一个复杂的性格，既有老卡拉马佐夫听任自然欲望的一面，但又不失灵性。“灵与肉”的斗争在他身上体现得十分突出。为了和父亲争夺情妇格鲁申卡，他声言要杀死自己的父亲。他曾经是一个军官，所以在心底还有着一丝人的尊严，也常常思考着人间的种种苦难，有时也意识到自己本性的卑劣。所以当老卡拉马佐夫被杀之后，人们以为他是凶手，他却由于产生了一种受苦和赎罪意识，虽然他并没有弑父，却愿意接受这个罪名。作者要写的是在一个人身上有着“所多玛城的理想”和“圣母玛丽亚的理想”的斗争，也就是“灵与肉”的斗争。最后是德米特里耶夫决定用苦难净化自己，自我完善，忏悔了自己的罪行，达到精神的“复活”，这是灵性的胜利。次子伊凡·卡拉马佐夫推崇理智，他并不像他哥哥是热情冲动型人物，是一个冷静的无神论者。他不相信人要接受苦难的理论，但也没有改变这个世界的信心，对现实社会的清醒认识，使他产生了十分悲观的结论。书中“宗教大法官”的故事，就是用来说明他的思想的一个隐喻。他不能相信基督再降临的奇迹，宗教大法官的原则是暴力和奴役，人间只是权力者“为所欲为”的场所。这是一种十分悲观的看法。伊凡虽然不是弑父的凶手，但斯麦尔佳柯夫的弑父却是从他那里得到了暗示。所以他是思想上的凶手，正因为这一点，最后案发后，他经过内心痛苦的斗争，承认自己是实际上的凶手。最后精神失常。最小的弟弟阿辽沙，是作者笔下的理想人物。是作者“东正教观念”的体现。这是一个“要为全人类受苦”的正面人物。但也许是作者把他太理想化了，在作品里反而显得没有生气。这是一个凭直觉就能发现生活中问题的人，但他和《白痴》里的梅思金不同，他并不是圣徒类型的人，而是一个同样有着七情六欲的正常人，有着入世的欲望。在作品里他似乎是老卡拉马佐夫和他的哥哥们的调停人。厨师斯麦尔佳柯夫是恶的典型。这是一个十分卑劣的灵魂，没有信仰，没有原则，完全听命于自己欲望的支配。为了得到三千卢布，不惜杀害老卡拉马佐夫，实际上是弑父的罪人。小说通过这一个“偶合家庭”的内部关系，写出了一个社会的缩影。同时也把不同类型的人作了无情的解剖。陀思妥耶夫斯基侧重主观内在心理和意识的写法，对后来的小说创作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以至到了２０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兴起的时候，许多现代派作家都把他看作自己的师承。当然，在偏重写实流派的作家和批评家中，他仍被作为写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被阐述着，这也许就是“每个批评家笔下有自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说的由来吧！１８８１年１月２８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去世。该城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与作家有关的遗迹，包括后人考证的所谓“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故居”在内。由此可见这个作家在俄国乃至世界的影响程度。